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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信任中国的和平发展,或是企图在南海乱局中捞一点便宜…… 中国海监船与闯入南海中国黄岩岛海域的菲律宾军舰对峙,是有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挑起事端的最新事例;此前,越南引入域外国家印度的公司,试图非法在南海中国海域加快开发油气;印度外长日前竟然公开妄称“南海是全世界的财产”…… 诸如此类的挑衅行动和言论此起彼伏,一浪高过一浪,大有不把南海问题闹大、闹僵而不罢休之势。对此,中国政府已多次提出抗议、交涉,并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实质性的维护主权和利益的行动;中国广大民众也十分愤慨,他们在强烈谴责有关国家对中国的挑衅行动和言论之外,甚至有点沉不住气,认为政府的应对太过软弱。他们在问: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容忍菲律宾、越南等国家的挑衅而不予以严厉还击?为什么我们海域的资源被别国开发,我们却一味提倡用和平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疑问确实有很多,也很有道理。不过,如果我们从更高一个层面来看,中国不急于出手也在情理之中。因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国家地位,并不在于解决几个小国的挑衅举动;现在表面上闹得比较凶的几个国家,其实都是一些“马前卒”,他们的“靠山”仍藏在后面。这些搅局的国家虽然在南海也有他们的许多切身利益,但是,如果没有“靠山”的支持和指点,是不敢如此胆大妄为的。凭中国目前的实力,解决几个小国的挑衅举动,可以说是易如反掌。这也是许多国人,一直对政府克制立场表示不解、甚至不满的重要因素。但大国发展志在长远,一般不会轻易动手;在动手之前,会搞清楚真正的对手是谁。如果不具备巅峰对决的实力,就不要轻易出手,否则常常会输得很惨,不知道什么时候真正的对手就会出现,在你疲于应付之时、意想不到地给你致命一击。 解决南海问题也是如此,现在越南、菲律宾,甚至印度等国家热心搅局,都想在混乱中分一杯羹,讨一点便宜。不难看出,他们急于抱团取暖,实际上是一种心虚的表现,他们知道单打独斗,谁也不是中国的对手,于是便想联合起来相互壮胆。尽管这样,也还是没有底气,千方百计想拉上更有实力的、那些一直在试图遏制中国的国家给他们撑腰,几方面可说是一拍即合,台前幕后,表演默契。中国政府对这些问题自然看得比较清楚,在南海问题上不会做出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让步,但在具体应对上会尽可能地采取灵活的态度。 上兵伐谋,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一孙子兵法中的智慧也未尝不是在解决南海问题上可供选择的高明的办法。其实,只要能够争取尽可能长的和平发展的环境,延伸中国的战略发展机遇期,时间是有利于中国的。我们不应该求一时之快。其实现在最着急的不是中国,而是隐藏在背后的那些试图遏制中国前进步伐的对手。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处于上升期;而对手却感到自己的发展充满困难,实力在相对下降。他们很着急,担心中国以这样的势头发展下去会很快赶上或超过自己,希望尽快搅乱中国的发展局面,千方百计地利用一切手段,破坏中国和平发展的环境,延缓中国发展的进程。所谓的南海问题,不过是他们牵制中国的一个棋子。就算如一些国人所希望的那样,中国凭借自己的实力,迅速解决了南海问题。但对手还会利用其他的机会和场合,制造更多的问题,比如东海问题、边境问题、台湾问题、石油问题、人权问题、人民币问题……不一而足,可以说是层出不穷,防不胜防。中国越是在意,对手将越兴奋,越乐此不疲。 我们不要陷于这样的经对手设计的无穷无尽的陷阱里。 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在解决南海问题上,中国不会逞一时之快,大动干戈。然而,也有必要提醒一些不知深浅底细的搅局的国家,尽管中国不会轻易出手,但在今日之世界,中国毕竟是一个有实力的大国,至少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什么时候活动一下筋骨,露一两手,给搅局者以惩戒,也不是不可能的。
从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这名女子爬上了内贾德专车,激动地跟总统说着什么路边女子突然跳上内贾德的车据英国《每日电讯报》的消息,一则手机视频显示,伊朗总统内贾德一周前在伊朗南部城市班达尔阿巴斯例行巡视的时候,有些民众围住了他的专车,甚至有人跳上他的车抱怨。这反映出伊朗国内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这段视频显示,内贾德站在车中向人们招手示意,而这时一名老人抓住车的前门把手大喊:“我饿了,我饿了!”内贾德的贴身保镖大惊失色,赶忙把这位老人弄开。这时候又有一名带着头巾的妇女跳上前车盖,然后坐到了车顶上,连比带划,激动地向内贾德说些什么。内贾德示意让她下去,这名妇女才慢慢从车后边离开。据媒体分析,这则视频虽然只有三分钟,但是却多少能看出伊朗民众因为物价飞涨和经济形势恶化而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内贾德目前的日子相当不好过,一是西方国家因为伊核计划施加制裁,二是他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关系也越发紧张,三是其政府处理经济问题获得的成效也相当有限。
[导读]三月底,国务院批准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至于如何改革,坊间关于“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的争辩尚未有结果。也许,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剧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员的表现。催生民营银行,对改善失衡的金融垄断体系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长空/东方IC/图)编者按:二十年前,温州曾经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后来却因为害怕风险裹足不前,改革停滞甚至倒退。此后,温州在全民借贷的畸形之路上越陷越深,最终在去年引爆信贷危机。危机催生了新的改革。3月底,国务院批准温州进行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无论对民间金融,还是中国经济来说,这都是一次不容错失的机会—— “温州悖论”长久地困扰着中国经济: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血脉通道,成为改革的重中之重。至于如何改革,坊间关于“顶层设计”与“基层设计”的争辩尚未有结果。也许,中国的改革从来没有剧本,更值得期待的是演员的表现。已过花甲的杨嘉兴现在最大的梦想,就是重拾旧业:1986年,他开办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次年,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撰文点评:“在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然而,此后十余年,现实却指向了相反的方向——民间金融创新却停滞不前。1995年,在得知温州43家私营的城市信用社和金融服务社要被国有金融资本“收编”之际,安全经营了10年的杨嘉兴全身而退。自此,他一直密切关注国家的相关金融政策,试图东山再起。之后,中央出台了若干政策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包括2005年的“非公经济36条”、2010年的“新非公经济36条”,以及2008年的小额贷款公司放开,然而杨嘉兴却只收获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终于,2012年3月28日,他等来了这辈子最大或许也是最后的一次机会。当日,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这也让杨重燃“民营银行家”的梦想。在4月13日温州当地的一个关于金融改革的公开论坛上,他忘情高呼,“我们这批人再次向金融机构进军的时间到了!”第二条,破局的“试金石”在国务院交给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在3月28日这一天,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几天后,温家宝在福建调研时指出,打破金融垄断,“中央已经统一了思想”。“我这里坦率地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温家宝在调研中说。中国现有国有银行垄断的金融体系偏向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一直备受融资难的困扰,尤其这两年随着央行紧缩银根,中小企业贷款变得更难。催生民营银行对改善整个垄断失衡的金融系统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因此,本次温州金融改革被外界贴上了打破金融垄断的标签。然而,备受期待的利率市场化、民营银行试点两项内容,在《总体方案》中被淡化,这也令一些市场改革派人士有些失望。尽管民营银行的提法被弱化,但《总体方案》还是发出了积极信号——政策层面肯定了民间资本可发起新型金融组织。舆论普遍认为,在国务院交给温州综合金融改革的十二项任务中,最重要的就是第二条,那就是,能不能成立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温州本地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家和投资家把中国当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统称为“伪民营银行”——尽管民营资本占大股,但行长任免是由政府部门而不是股东决定。社会各界简直是拿着放大镜、“字斟句酌”地在研究第二条的这两句话,即“鼓励和支持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新型金融组织。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可改制为村镇银行”。杨嘉兴的希望也就在这条。如果这条意味着民间资本,包括像杨这样的自然人,可以作为主发起人设立村镇银行——不仅投资主体是民资,而且也是由民资自己而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来管理,那么杨的梦想就有望实现。“只要银行不参股,是大是小、什么名称都没有关系,哪怕再小搞个金融服务社都行。”杨嘉兴说。他只希望能有个国家承认的名分去做26年前他就已经在做的业务:做大银行不愿意做的个体户和小微企业贷款。实施细则的出台和落实,也让杨嘉兴在内的温州民间金融人士翘首以待。尤其是第二条的实施细则,被广泛看成是温州这次声势浩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是创新还是守旧,是前进还是倒退的“试金石”。失落的十年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导致温州的金融改革因噎废食,此后十年时间里,温州在全民借贷的路上深陷泥沼,并最终引爆了大规模的高利贷危机,这也成为温州金改“失落的十年”。事实上,这并不是温州第一次成为金融改革试验区。早在改革氛围浓厚的1980年代,温州就是金融改革的先行者。1984年,温州诞生了第一家私人钱庄,1986年诞生第一家民营股份制城市信用社。随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诞生。这些机构,基本上都执行着市场化的利率。当时,温州当地官员顶着各种压力,极其支持这些改革,温州民间金融得以迎来一个发展的黄金年代。不过,发展的过程鱼龙混杂,也缺乏监管,“台会”由此盛行,并一度造成一场金融秩序的大混乱,甚至多次闹出人命。那场混乱与随后的大整顿,让许多人都心有余悸。温州金融改革的步子,由此慢了下来,即使是后来央行批准温州成为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结果也是不了了之。2002年,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批准温州成为当时中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其内容比本次改革还要超前:不仅提出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提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内容。央行行长戴相龙当年在温州调研后,曾公开表态:“温州市场经济活跃,发展富有活力,在此实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础和条件。”当时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营资本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这面旗帜树立起来,吸引民资改造中小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这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再扩股;要加快农信社改革,吸引民间资金、更多农民入股,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比如乐清、瑞安农信社可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此外进行利率改革、建立小型投资公司、成立担保公司等等。2002年,温州本地一批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家,就在戴相龙调研中表达了设立民营银行的意愿,这些温州民间资本甚至筹集了10亿,还从四大行挖了个行长,为筹建民营银行积极厉兵秣马,但银监会对此事始终未作批复,后来也就不了了之。在戴相龙温州调研前后,关于民营银行的争论已经波澜四起。反对的声音认为,温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最多时整个温州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温州民间资本也活跃在这些金融机构之间,尽管这些机构都限制民资的进入,但不少民营资本设法戴上集体帽子,从而成为实际的出资人。由此滋生的问题是,一些机构一开始就把它当作圈钱的地方,出资人另外办企业并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的企业贷款,这样形成的坏账数额惊人。这种野蛮成长的结果,一度造成金融混乱的惨痛局面。到了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温州也就被视为民间金融领域的“罪魁祸首”。2005年,温州市银监分局和温州市体改委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课题认为,“在当前的形势和经济、金融环境下,设立民营银行时机尚未成熟”,民营银行“不可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这场改革于是无疾而终。事隔10年,温州再次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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